樣本的價值:見證了時代洪流的一件杰構——讀張大千贈崔錫麟《番女醉舞》

發布時間:2019-06-13 16:55:18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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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 番女醉舞

Zhang Daqian

鏡心?設色紙本?1943年作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painted in 1943

79×36 cm.?31 1/8×14 1/8 in.?約2.6平尺

RMB: 1,800,000 - 2,500,000

【題識】茸茸貍帽遮眉秀,白粉故衫拖窄袖。金樽一滴九回腸,柳眼半迷雙中酒。客里看春花影瘦,元夜燈昏風定后。婆娑倦態趁輕塵,羅帶紅隨腰貼逗。《木蘭花令》。壬午元夜塔爾寺看酥油花燈,復觀番女醉舞,賦此。越二年,癸未秋日復為叔仙老兄寫圖,即乞正之,時將還蜀中,倚裝率爾,幸諒幸諒,張爰。

【印文】張爰、大千居士

【說明】

1.崔錫麟上款。崔錫麟(1902-1987),字叔仙,江蘇高郵人,是聞名全國的作家汪曾祺(1920-1997)的親姑父。1931年奉張仁奎成立“仁社”,與張竹平、徐逸民等人同為該社主持人,系青幫“通”字輩大佬。1934年冬,與徐逸民、范文藻、楊寶璜、邱漢平、韋敬周等幫會同仁在上海籌建洪門五行山。后任行政院簡任組長、財政部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第二集團軍少將參議。“八一三”抗戰期間,崔轉任國民黨三十二師少將參議兼三十二師司令部駐滬辦事處處長,負責勸募抗日軍用物資,送至前線,為此受到蔣介石先后兩次接見。1948年重組“仁社”時,崔錫麟與徐逸民等均為理事。1950年崔錫麟自香港起義歸來,1955年因潘漢年事入獄,1981年平反,后定居高郵故里。

崔錫麟與國民黨政界軍界高層往來極多,尤其是任職蘭州時,與吳稚暉、于右任、居正、蔣經國兄弟等相當熟稔,吳、于多有贈書;他早年主持“仁社”時,韓復榘即為社員,他又與黃琪翔、朱紹良、蔣鼎文等交相莫逆。崔又嗜好丹青,因此張大千、豐子愷、潘絜茲等常為其座上賓,時有酬作。

2.徐逸民舊藏,此作為原裱工。


民國時的上海灘,是政黨、幫會、金錢、洋人的天下,共同構成那個時代的波詭云譎和光怪陸離。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有產或無產階級,均蜂擁而至,希望在那時上海的霓虹燈下攫取自己的一杯羹,由此演出一幕幕有關家國、生死、愛恨、情仇的大小戲碼。嚴格來說,來自距上海300余公里外的高郵鄉下的崔錫麟,并不算是這股大潮里的佼佼者,不過其頭角崢嶸,以一身而盡兼幫派大佬、軍政要員、銀行巨子、丹青雅客數種鮮艷角色,且隨時隨地切換自如,倒也是十分了得的功夫——盡管易幟后他逐漸被新的歷史潮流裹挾、吞噬而至于籍籍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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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題贈崔錫麟照片



崔錫麟(1902-1987)字叔仙,是后來聞名全國的文學家汪曾祺(1920-1997)的小姑父。從名字和表字來看,足見崔家父祖對其寄托頗殷。不過因為資料暫付闕如,叔仙先生幼年及青年時候事跡頗不可備考,但其長袖善舞的天才早早就蓬勃生出。從澳洲人布賴恩·G·馬丁所著《上海青幫》一書所引崔錫麟在上海拜青幫“大”字輩大佬張仁奎(1865-1944)為師時自撰的門生帖內容,即可窺豹一斑:

門生崔叔仙(字錫麟),32歲,江蘇省高郵縣人,承杜鳳舉軍長和戴介屏師長介紹,自愿在張老太爺鏡公麾下為徒,終身聆訓,聽候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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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幫都“雅好”藝術,圖為黃金榮、杜月笙等人與

蔡元培、葉恭綽等人在上海美專學校前合影。


崔帖中所列杜戴兩中人均系張仁奎門生,其中杜鳳舉為魯系軍閥張宗昌麾下(曾任直魯聯軍第十軍軍長)悍將,雖然軍閥混戰中敗給過陳調元,似乎對其仕途影響不大。彼時崔年方而立,卻能使杜鳳舉之輩為中人,其交際手腕自然不可小覷。

另據《中國幫會史》,似可確定崔錫麟入張門是在1933年:

1933年西北軍二十五路總指揮軍官崔錫麟經張仁奎門徒杜鳳舉軍長、戴介屏師長的介紹赴滬向張仁奎送上門生帖子。1935年已在上海的時事新報、大晚報、英文大陸報、申時電訊社四社總管理處工作的崔錫麟,參加了張仁奎開的大香堂,由張的門生成為正式的門徒。張仁奎的門徒上海警備司令楊虎、黃金榮、四社總管理處負責人張竹平、汪禹丞之子時事新報總經理汪英賓、中國郵政儲金匯業總局主任秘書季自求及南京的韋作民、張競立等人參加了此次香堂。在外省的蔣鼎文、陳銘樞、韓復榘、孫桐萱、王修身、戴介屏、杜鳳舉等委托同參弟兄代表參加。

香堂開過后,有人提議以社團法人的形式組建“仁社”。這一提議被張仁奎接納,遂由張竹平、韋作民、徐逸民、莊鑄九、季自求、陳守志、崔錫麟等七人為籌備委員,仁社社址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383號。

則崔在入張門之前已經少年俊彥,貴為西北軍二十五路總指揮,可見發跡極早。由此,一個在隨后的歷史舞臺上奉上相當精彩和熱烈演出的重要角色橫空出世,崔錫麟也就被推向了幕前,他精心鉤織編造的關系網也開始成形。從此時開始,直至1949年,崔錫麟的人生就如上海灘的霓虹一樣五彩斑斕,他上可通天,先后被蔣介石兩次接見,任職蘭州時又被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等國民黨政界軍界高層引為友儕,至于朱紹良、韓復榘、黃琪翔等封疆大吏,更不在話下。陳其昌先生發表在《高郵日報》的文章《說說崔錫麟那些事》中關于這些事情有比較細節的描述:

崔錫麟在蘭州任中國農民銀行經理并兼中央等四行管理處蘭州分處委員時,接待應酬成了常態。誠然,崔錫麟偕子也遍訪(游)陜、甘、寧、青各地,受到各省主席款待。在蘭州,吳稚暉在崔錫麟家吃飯,揮毫存念;于右任也是常客,為崔錫麟的兩個兒子寫了兩紙“同心同德”,上款竟然稱“開元開明世兄”,讓崔錫麟擔受不起。居正住在蘭州蔣介石前妻姚冶誠處歇夏,常到崔家吃飯,并題詩以志,詩的最后兩句為“行來嘗遍蘭州味,特別崔家獅子頭”。蔣經國、蔣緯國也造訪過崔家,崔錫麟也請他們吃飯。

陳氏與晚年崔錫麟交善,其說據自崔氏本人,就此可以窺豹崔之能量。不過,于近現代藝術史而言,作為樣本的崔錫麟更高的價值在于他是那個時代的活化石,在各個藝術家的筆下繼續璀璨。陳其昌又略述崔氏與文藝界諸位關系:

對待路過蘭州的畫家,崔錫麟則出于酷愛書畫藝術,必定拜訪、接待。張大千、豐子愷、潘絜茲等都曾是崔家座上客,且有畫相贈。1987年元旦(即崔錫麟辭世當年),崔錫麟寄給潘絜茲的詩中有“四十五年傷闊別,皋蘭舊雨半飄零”的緬懷和感嘆。崔錫麟去世后,潘寄來挽詩和跋。詩云:“金城訂交五十年,管鮑高義薄云天。邦國多難成大節,誰人不道先生賢。掃盡陰霾迎麗日,結社盂城詩如泉。空梁月冷人歸去,極目南天涕淚連。”身居北方的潘先生只能遙望南天,以詩代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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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女掣庬》,108×73cm,

保利香港, 2012年秋拍,成交價4830萬港幣


1943年從敦煌返蜀后,張大千每以所作贈人,應接不暇。從已有的資料看,所贈不過山水、花鳥,大都泛泛之作,少量贈一時俊彥的,或幅巨,或工精,但題材亦不出花鳥山水之類;而以摹敦煌人物作贈人者絕少,番女題材之作更絕無僅有,一因此題材費時勞神耗力,一因所贈難得其人。此幅1943年憶前年塔爾寺觀燈賞舞作贈崔錫麟,大概是近年所見該題材惟一一件真絕之作。眉目刻畫、衣紋描摹、色墨交相,均已臻化境,雖尺幅稍遜,但毫不影響它成為張大千的仕女畫代表性作品,尤其是敦煌之后的復古仕女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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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簫圖》,116×65cm,

香港蘇富比,2013年春拍,成交價7404萬港幣


檢諸張大千各種畫集,敦煌之后的仕女畫大抵三個類別:其一,擬敦煌壁畫之類,以觀音造像為最多,旁及《香供養天女》、《驚才絕艷》、《鳳簫圖》等;其二,揉以敦煌壁畫之法、描摹刻畫現代摩登仕女之類,其贈馮璧池《修竹仕女》、《摩登仕女》、《翠袖倚竹圖》等是;其三即番女題材,大致分為二種:1、掣庬,如《番女掣庬》;2、醉舞,如《蕃姬醉舞》及此幅,蘇富比今春剛成交的《寂鄉舞》亦可歸于此。而從數量上來看,“番女醉舞”題材是張大千仕女畫中最少的,目前可見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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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敦煌觀音像》,189×86cm,

香港蘇富比,2018年秋拍,成交價4804.5萬港幣


張大千子心智述及乃父醉舞題材之生活現實來源稱:

……逗留塔爾寺期間,正逢春節前后,各兄弟民族身穿民族服裝專程到寺朝拜。先生乘此機會帶本子去速寫。有時還冒味地走進蒙、藏、土等族的帳篷里作客。他在這一段時間里,以少數民族生活為素材,作了許多速寫。日后創作這類的作品,即始自西寧塔爾寺之行;相信亦根據他所累積的速寫素材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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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鄉舞》,100×53.8cm,

香港蘇富比,2019年春拍,成交價1517.5萬港幣


張大千自題所作《蒙藏二女圖》時亦稱:

辛巳之冬,予自河西過青海,正月十五日塔兒寺觀燈節,西藏蒙古之族畢至,月明三五,有女如云,訝其服飾古艷,曾為寫《番女醉舞圖》。


本幅創作于1943年,其祖本正在此。其時身為仁社棟梁的崔錫麟仕途得意,正駐處蘭州,在中國農民銀行經理兼中央銀行等四行管理處蘭州分處委員任上。因公務關系,又兼其人本來即雅嗜丹青,與兼精繪事和高層公關甚至本身即以四川的“袍哥”自詡(可以視為上海青幫的巴蜀化)的張大千一見如故,并由此交相莫逆當是情理中事(根據此幅現藏家所述,張大千贈崔錫麟作有多件轉入崔在仁社的同儕徐逸民,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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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姬醉舞》,110×55cm,

香港蘇富比,2013年春拍,成交價2308萬港幣


盡管尺幅偏小、設色古艷不及,但此幅與蘇富比2013年春推出的《蕃姬醉舞》顯同出一本,構圖基本類似,在某些局部的刻畫——尤其是手部和面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以下圖片對比。

張大千于是年還蜀,崔錫麟旋赴上海轉任國民黨三十二師少將參議兼三十二師司令部駐滬辦事處處長,負責對社會各界勸募抗日軍用物資。崔氏動用青幫的各種關系,出色地將大批物資運至前線,因此先后兩次受到蔣介石的接見和贊譽,頗飲時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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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供養天女》,82×41.5cm,

香港蘇富比2013春拍,成交價2028萬港幣


不過大概因為人生境遇不同,崔氏長于經營同黨同儕同僚關系,卻拙于或不屑于處理或干預親屬關系。坊間傳聞,1946年左右,汪曾祺曾隨父親至鎮江拜見崔錫麟,以謀求差事,不想卻遭到時任江蘇農民銀行行長的小姑爹的嚴厲申斥,以致兩人此后多年斷絕來往。

是作后轉贈崔錫麟在“仁社”的同僚徐逸民。徐逸民最早于1932年左右與崔錫麟即同為“仁社”的主持人,兩年后又同籌“洪門五行山”。張仁奎死后,“仁社”實際上宣告解散,直至1948年,崔徐二人又通力合作,聯合原社中耆老張竹平等人,為重組“仁社”費心竭力,并同時擔任該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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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袖倚竹圖》,55×40.5cm,

香港蘇富比2013年秋拍,成交價1024萬港幣


略有遺憾的是,因為保管不善,此幅稍有折痕,致白璧微瑕。不過原裱倒是一直保留,只是在特殊時期割去了天地桿,后來又因為裝框而把天頭地頭均裁下置于框中畫后保存。令人欣慰的是,盡管時間的塵霾濃重、歷史的洪流無情,但杰作的光芒是怎么也掩蓋不住的;而它作為樣本的價值則充分體現在兩方面:于畫主崔錫麟而言,此幅見證了彼時代的滾滾洪流并崔本人的長袖善舞;于作者而言,此幅則生動詮釋了張大千的交游原則及階品,同時也豐富了張氏此一罕見題材的作品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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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才絕艷》,135×57.5cm,

香港蘇富比,2014年秋拍,成交價6620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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